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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而美”法案已在7月4日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执行，然而，票决过程中悬念跌宕的现实场景，又似乎在警示着“大而美”法案未来可能面临的不少风险，即便特朗普自我感觉再良好，也难以掩盖该法案所必须承受的多重撕裂之痛。

经济增长：短期兴奋与长期低落的撕裂

在未来10年4万亿美元的减税棋盘中，降低企业税是“大而美”法案的核心条款。在赋予了无限期永久化政策背书的同时，法案将企业所得税率从35%降至21%，并允许企业对美国境内新建或购置的合格生产财产进行一次性税收抵扣，同时延长或增加了针对企业投资的其他税收优惠，比如新的机械、设备和研发方面的税收优惠；不仅如此，法案鼓励企业投资“机会区”的农村地区并获得额外税收优惠，并将中小企业合格业务收入的扣除比例从20%提升至23%，特别是对于科技创新公司，法案禁止各州未来十年内执行AI监管法律。

个人所得税方面，在维持最高个人所得税率37%的基础上，法案进一步提高了个税扣除标准，其中单一个人扣除额从1.46万美元提升至1.6万美元，夫妻联合报税扣除额从2.92万美元提升至3.2万美元，同时免除小费和加班费的联邦所得税；不仅如此，法案将家庭从联邦税中扣除的州税和地方税数额从目前的1万美元上限增加到4万美元，并将儿童税收抵免额度从每名儿童0.2万美元提升至0.25万美元，且新增“成长与进步资金账户”，即对2025~2028年出生的美国新生儿，联邦政府将为每个账户初始注入0.1万美元，并允许父母每年向账户免税存入0.5万美元。

客观地评价，“大而美”法案的确携带了较为厚重的亲商色彩。一方面，对企业进一步减税并永久化，无疑可以稳定企业投资预期，刺激资本支出和就业创造，尤其是对于中小企业的税减支持以及政策呵护，法案可以激发出更为丰沛的创新潜能；另一方面，法案对不同群体大幅提高个税抵扣标准，极有可能调动家庭与个人消费热情，从而加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能。按照特朗普的看法，法案将提高美国未来实际GDP增长率3个百分点，并能够新增超700万个就业岗位。

长期观察，税减政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持续性可能并不会太强，甚至很大概率上会出现边际递减效应。除企业所得税获得了永久化政策支持外，个税等其他税种的减免都存在着严格的时间限制，其中个人所得税减免至2030年终止，夫妻联合报税扣除额也仅适用至2028年；另据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的分析，领取小费的工人仅占劳动力总数的2.5%，且只有大约12%的小时工会加班，同时小费和加班费免税政策同样仅持续到2028年。看得出，减税举措对消费的刺激作用非常有限，试图以此强化与打牢经济增长的长期根基可能事倍功半。

更为重要的是，“大而美”法案仅仅建立在减税政策的单方面乐观假设基础之上，而忽视了更多体外与体内负反馈因素。一方面，提高进口关税势必会引起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的重构，再加上法案对风光等新能源税收的压制，进口产品短缺与能源供给不足很有可能共振出美国新一轮通胀，由此对企业的减税成本效应形成对冲；另一方面，个税调整红利更多只反映于高收入阶层与富裕人群身上，同时伴随着医疗补助、营养援助以及其他社会福利支持强度的明显减弱，绝大多数普通消费者的消费潜能被挤出，税改“马太效应”最终必然对政策创新的正向消费增量构成反噬。

财政赤字：期许改善与实则恶化的撕裂

大幅减税的同时，“大而美”法案计划未来10年内削减至少1.5万亿美元支出，除通过裁撤部分政府机构和压缩相关学术团体经费列支外，支出裁减项主要发生在社会福利领域。之所以要在法案中突出削减支出的内容，归根结底就是减税必然导致政府财政赤字加大，并且特朗普在首任总统期内也曾创出3.13万亿美元这一美国历任总统无人能越的最大规模财政赤字。

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2024财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1.83万亿美元，而2025财年前8个月财政收支缺口累计已达1.36万亿美元，年度赤字总额同比增长14%，接下来这种趋势会在减税所产生的收入口径萎缩力的作用下一路加速，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给出的预测数据是，未来十年美国政府赤字规模将因减税增加4.5万亿美元。当然，对于这一预判结果，无论是特朗普本人还是美国财政部，都不会简单认同。

白宫认为，减税与放松管制会带来经济增长，从而形成新的税源，关税收入也将有效抵消法案成本。按照特朗普的预测，新增税收可以覆盖22%的减税成本，而在美国财长贝森特看来，提高关税每年可带来3000亿~6000亿美元的收入，即10年内关税可生成3万亿至7万亿美元的财政进账。客观地评价，这样的预估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经济增长带来的税收增长有赖验证暂且不论，2025年财年至今，美国关税总收入扩大至860亿美元，同比增长59%，其对政府财政收入的改善自然不可否认。

不过，让财政收入前景改善的因素本身就有许多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如前所指，减税对经济增长刺激的持续性可疑，这期间还可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非常规干扰与破坏性事故，由此使得税收增量收入的稳定性大打折扣；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仅单方面看到了进口关税提高给本国带来的红利，而并没有看到贸易国采取的各种反制与报复措施对美国出口的反噬。对此，美国无党派的税收基金会指出，关税政策仅可以在未来10年增加约1.4万亿美元的财政收入，而稍微乐观的CBO给出的预测数据是，十年内关税对减少财政赤字的贡献约为2.8万亿美元。

因此，算上国防、边境安全等领域的预算支出，经济增长与关税收入其实很难覆盖“大而美”法案所造成的成本损失，也就是说具有强大惯性的财政赤字并不会因为法案的出台而逆转不断肿大的过程，最终特朗普政府还是不可能摆脱通过增发国债以解决财政赤字的路径依赖。正因如此，“大而美”法案将美国债务上限上调了5万亿美元，从而产生了有史以来债务上限的最大上调幅度，接下来美债扩张也会呈加速状态，CBO的测算结果是，未来十年法案将推高美国国债3.3万亿美元，甚至更高，债务/GDP比率从122%升至125%以上。

美债规模的不断叠加与扩张，在缓解财政收支缺口压力的同时，也必然增大政府的还本付息风险。数据显示，2024财年美国政府净利息支出达8820亿美元，总量超过国防开支预算，而目前美国国债规模升至36.2万亿美元，若按照“大而美”法案的发债进程与最终结果，CBO预计，2025年联邦政府债务利息支出或突破1万亿美元，到2034年利息支出甚至将增至2.2万亿美元，占到美国GDP的5.3%，美国财政赤字率到时将飙升至GDP的125%。

显然，美国政府进入到了“财政赤字恶化—扩大国债发行规模—财政赤字再恶化”的恶性循环，这种状况也必然加重市场对美国政府偿债能力的质疑，同时也动摇和损耗美元信用这一美债扩张的最重要基础，加之美债总量供给超过总量需求，市场也会提出更高的投资溢价，债务借款成本由此进一步提升，财政赤字也随之继续放大，最终反过来也会抑制美债的发行进程与实际成效，而一旦美债递进程序被打断，债务违约风险便会不期而至。

社会制度：优化设计与劣态加剧的撕裂

如果仅从白宫的官方表述看，“大而美”法案的确在决策动机与制度设计上有不少可圈可点的地方，如缩减政府支出与调整支出结构是为了降低财政赤字与提高公共资源使用效率，减少医疗补助与提高福利门槛是为了让更多的身体健全者重返劳动力市场，在激活闲置劳动力资源的同时促进就业市场结构的优化，增加国防军事支出是为了加强国家安全等，不过，只要不是对政策条文做碎片化分析，而是进行纵横剖面以达到整体性观察，便可清晰地看到，表面光鲜的“美丽”承诺之下，一场撕裂美国社会制度的大戏正在拉开帷幕。

作为财政资源重新分配的重要指向，“大而美”法案计划未来十年将医疗补助计划削减近1万亿美元，同时将获取食物券的年龄门槛从54岁提高至64岁，并减少了寄养儿童、退伍军人和无家可归者的食物援助。为了减轻公共财政支出压力，以上系列举措无可厚非，只是对比减税项目发现，法案对遗产税和赠与税给予友好倾斜却超人意外，按照规定，从2026年起，遗产税豁免上限提升至1500万美元，夫妻联合申报时更是高达3000万美元，而且还是永久性免税额度；不仅如此，“大而美”法案还单独设置了“合格小企业股票豁免”条款，允许富有的风险投资家投资特定初创公司时获得1000万美元收入的免税待遇。对此，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一针见血地指出：“‘大而丑’法案是历史上对富人和关系网的最大财富转移，所谓的改革成效就是由普通美国人承担代价。”

按照佩洛西的分析，仅减税项目便可进一步加剧美国的财富分配失衡，收入低于1.7万美元的底层人群每年净损失超过1000美元，而收入超过110万美元的群体平均减税高达7.5万美元，同时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的研究结果表明，未来十年处于收入最低水平的1/5美国人的年度税后收入将随“大而美”法案的推进平均下降2.3%，而处于收入最高水平的1/5美国人的年度税后收入将增长约2.3%。另外，CBO估计，受医疗补助计划修改的影响，到2034年，将有1180万美国人失去健康保险，其间将有数百家医院、诊所、养老院及长期护理机构关闭，医疗保健行业失去近50万个工作岗位，由此每年可能造成约5.1万美国人死亡，与此同时，收紧食品援助将使320万人失去受助资格，1800万儿童失去学校午餐。

通过财富分配的加减法清晰地勾勒出贫富分割线的同时，“大而美”法案一股脑儿地取消了风能、太阳能项目的生产税收抵免和投资税收抵免，但数据显示，自2022年以来美国电价年均涨幅已达13%，同时比特币“挖矿”以及人工智能训练还在消耗着巨量电力，在新能源遭遇打压以及电力资源供求失衡的趋势下，上游消费资料成本的通胀可能会让那些因福利削减本就财务状况捉襟见肘的庞大人群在生活上雪上加霜。然而，在联邦政府减少对社会福利支出的同时，地方政府财政所承担的义务却明显增加，比如州税和地方税要承担更多家庭扣税额，各州从2028年起承担至少5%的食品援助成本等。

看得出，“大而美”法案正在引导着美国社会治理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即从传统社会网络治理转向军事力量强权治理，从基层民主自治化管理转向中央集权化治理，从偏向民众福利化治理转向侧重服务精英阶层的治理，从创造更多公共产品治理转向输送更多特权服务的治理。与此对应，社会制度也将发生病态性裂变，看似公平竞争的背后其实运行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公共资源错配的背后是新自由主义强权力量的巩固以及阶层对立的提升，社会凝聚力作为国家治理根基正在日渐走向离散。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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